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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里，英勇无畏的第七穿插连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面对美军轰炸机的时候，却只能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
战争年代，谁拥有制空权，谁就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
抗美援朝时期，美军派出B-29轰炸机对鸭绿江两岸进行狂轰滥炸，同时飞机还能释放出对地电磁波干扰，扰乱我方地对空雷达系统，使我军无法侦测到敌机方位，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打击。
所以在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中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步兵只要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都只能就地分散躲藏，以此降低伤亡率。只要被敌机锁定，基本上是九死一生，真实情况比电影中还要惨烈血腥的多。
这是一场注定从一开始就不公平的较量，军事科技的巨大差距，雷达系统的全面落后，让我军的防空系统形同虚设。
就在国家危难之际，一个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
张履谦，1926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1951年，军委通信部部长王诤亲自点兵，要求张履谦火速去前线解决雷达抗干扰问题。
张履谦临危受命，立刻奔赴前线雷达站开展调研，经过多日缜密的观察和思考，张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锁定敌人的干扰源位置，通过破坏干扰源，解决我方雷达失效的问题。
这个办法听上去简单，要实现并不容易，在雷达已经失效的情况下锁定干扰源位置，必须要进行多站协同定位。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位置的N个雷达追踪干扰电磁波，每个雷达圈定一个圆（范围），多个圆的重合部分就是敌人干扰源的位置。圆越多，定位也就越精确。
除此之外，张履谦还提出了快速改变雷达发射与接收频道，让敌人的干扰失效，事实证明这个点子是最有效的。
雷达站没有现成的器材，张履谦就带着团队成员改造罐头盒做电容，跟麻绳一起做成联动装置，每隔一段时间就改变我方的雷达信号，让敌方难以侦测。
在张的努力下，我军的雷达系统重获新生，指挥空军作战、提供预警效率大大提升，有效减少了志愿军的伤亡数字，极大振奋了军队的士气，对抗美援朝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圆满完成朝鲜战场的雷达抗干扰任务后，张履谦回到了军委通信部。
他把之前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梳理，汇集成册，编纂成一整套完备的雷达抗干扰操作规范，并颁发给全军雷达部队执行。
此外，为全面提升我国的雷达抗干扰能力，张带领团队研制出一套变手动为联动的快速调频抗干扰系统。
这套系统实现了雷达抗干扰的半自动化，既节省了人工调试的时间，还提高了雷达抗干扰的精确度和成功率。
即使到了70年后的今天，快速调频等抗干扰手段依然是各国采用的普遍手段，张履谦和他的团队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一腔热忱，帮助中国在雷达抗干扰系统方面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
1962年，我国的“两弹一星”正在紧锣密鼓地研制当中，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接连派出多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U2高空侦察机窥探我国的军事机密。
U2的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不但肉眼难以观测，也是防空火炮难以触及的存在。要对付U2的武器，只能依靠雷达的精确定位，再用苏制的萨姆2号导弹系统进行有效打击。
萨姆2导弹系统的制导主要依靠制导雷达站，制导雷达首先朝目标发射一束高功率电磁波，导弹升空后就会沿着这串电磁波的路径前进，直到击中目标。
然而，1960年苏联专家集体撤走之后，这套系统也无法继续使用，必须要从零开始自主研发。
于是，张履谦等人只能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终于攻克了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的一系列关键技术，解决了雷达探测威力区、射击有效区、跟踪精读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并顺利完成了“红旗”一号放空导弹制导雷达的仿制工作，代号543。
这套系统采用了机械扫描、波形最大点跟踪体制，拥有蜗牛状的巨大天线，兆瓦级别的发射功率，可以追踪75公里范围内的飞行物。
很快，这套系统就被部署在U2侦察机的各个必经之路上，有了这套系统之后，1962年9月9日，我军导弹二营在江西南昌郊区击落一架U2高空侦察机。
不久之后敌人的U2飞机又来了，导弹二营本想如法炮制，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雷达明明已经侦测并锁定了飞机，可地对空导弹却跟敌机失之交臂，没有准确命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知道当年的美苏是全世界军事科技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雷达技术世界领先，他们在U2被击落后，专门在U2上部署了一套更加先进的反雷达系统。
这套系统可以在侦测到被地面雷达锁定时开启，开启后，会在距离飞机几十米开外的地方模拟出另一个U2的影子。这个影子对于地面雷达的反射信号更强，以至于U2的真身会凭空消失，从而躲避导弹的攻击。
张履谦面对新情况陷入了沉思，敌人的反雷达系统太强大了，以目前他们掌握的技术来说，根本不足以与其正面抗衡。
不过面对困境，办法总不止一个，既然技术拼不过，那就斗技巧。
敌人的反雷达系统不是时时开启的，只有被雷达锁定才会启动，那么只要晚一点打开雷达，等到飞机进入最佳射击区域时迅速开机锁定，让敌人来不及反应，就可以大大提升地对空导弹的命中率。
凭借张履谦等人有针对性的攻击策略，我导弹二营又分别在1963年11月1日和1964年7月7日，击落了两架U2高空侦察机。
1965年1月10日，导弹一营在包头以东萨拉齐附近又击落一架U2侦察机，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U2残骸相对完整，而且侦察机的驾驶员张立义侥幸不死并被我方俘获。
U2残骸和飞行员张立义为我军研究和破解U2侦察机的关键技术提供了重要帮助。
张履谦通过研究，又在红旗一号的基础上，采用了新的雷达体制，并增强了雷达发射功率，降低接收噪声，增加了多种抗干扰电路，“红旗”二号应运而生。
1967年，红旗二号在面对U2侦察机干扰的情况下，依旧精准命中敌机，将其击落。
美国人通过这次事件看到了中国雷达领域的突飞猛进，再也不敢贸然飞入中国领空了。
“红旗”二号从此开始批量进入整装部队，在我国防空战场服役了半个多世纪，枕戈待旦，守护着祖国的蓝天。
U2是上世纪全世界公认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一共也只被打下来7架，其中前苏联击落1架，古巴击落1架，其余5架均被中国击落。
张履谦无愧于我国雷达与电子技术专家这一称号，这项伟大的成就，必将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进入和平年代之后，我国的全球战略进行了调整，张履谦的研究方向随之改变，开始做卫星测控雷达。
1979年，我国也开始研制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为了实现遥感测控，必须要在信息传输领域实现突破。
这项技术的难度要和击落U2难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U2飞的再高也不过2万米，而这颗卫星的高度是36000公里，是它的1800倍。
张履谦又只能和团队成员一起，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加班加点不眠不休地日夜奋战，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一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纯国产的微波测控系统。
1984年，我国首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顺利发射升空，张履谦带头研发的这项微波操控系统圆满完成了进行测轨和姿态调整任务。
随着浩瀚宇宙中“东方红，太阳升……”的播放，宣告我国在地球赤道上空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迈入了世界航天大国行列。
据张履谦回忆说，东方红二号上天后，国家领导人亲自来到通信地面站观看，这让他们深受鼓舞。
从80年代开始，张履谦等一大批致力于雷达测控领域的科学家，历经15年，初心不改，帮助我国研制出了气象卫星、资源卫星、较大容量的通信广播卫星，以及鼎鼎大名的北斗导航卫星。
这些细分领域卫星的先后上天，满足了国内不同领域用户的迫切需求，极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后，张履谦又先后参加了多颗卫星从立项到生产直至飞天的全过程，也对我国的载人航天、空间站和探月工程领域提出了自己的宝贵意见。
1995年，张履谦当选中国信息与工程学部的工程院院士。
1999年起，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时光荏苒，如今张履谦院士已经96岁高龄了，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奋战在科研的一线。
然而这位百岁老人心中的那团烈火从未熄灭，当被记者问到中国特色航天发展道路未来应该去向何方的时候，老人竟无半分迟疑，似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了很久。张履谦说：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可人类不用永远生活在摇篮里。这不是我说的，是俄罗斯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说的。我认为很对，人类要不停探索宇宙中适合居住的其他星球，发现更多的知识。”
张院士顿了顿又接着说：
“我国建设了载人航天空间站，进行了火星探测和小行星研究，还在策划载人登月并建立科考站，我相信这条路没有错。我已经老了，把我能做的该做的都做了，未来的路还要年轻人们自己去开拓，他们的成就是我不敢想象的。”
“只希望他们记住，探索宇宙星空任重道远昆山股票配资，航天事业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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